2.《变革时代的法律秩序—当代中国重大立法司法问题探讨》陈有西， 法律出版社。

3.《秩序与混沌的临界》季卫东 法律出版社

4.《正义与思考的轨迹》季卫东 法律出版社

5.《法治十年观察》梁治平，上海人民出版社。

6,《法律哲学》谢晖 湖南人民出版社

7.《挑灯看剑》周其仁 北京大学出版社

8.《公道、自由与法》 燕树棠 清华大学出版社。

9.《政制与法制》张君劢 清华大学出版社

10. 《蒋经国传》，陶涵著，林添贵译，华文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

黄金周不能拉动经济

网易财经：您曾经建议取消黄金周，引起网络的轩然大波，很多网友表示不理解，您对这项建议的理由是什么呢？

蔡继明：我们对“黄金周”到底是否拉动国民经济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结果发现人们赞成和拥护实行“黄金周”的这些理由基本上都不成立。特别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实行“黄金周”之后的这七、八年，和实行“黄金周”之前的七、八年相比，旅游收入的增长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而反过来它所造成的负面的影响确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商家为了迎接“黄金周”必须大幅度的扩大生产规模，包括存货。而“黄金周”一旦过去就会造成严重的生产过剩。

至于对消费者所造成的负面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黄金周”期间服务质量严重的下降，消费者的投诉，这些案例不断的增加。实际上，消费者从“黄金周”制度当中得到的福利、享受到的服务质量都是大打折扣的。另一方面我们也是考虑到，我国的假日制度此前的安排更多的是考虑经济层面，从拉动经济增长的这个角度出发，而忽略了文化和传统方面的作用。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很多传统节日都已经从法定的节假日当中被排除了。如何调整这样一个假日制度，特别是在考虑到假日总量不宜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如何做结构调整。当然我们就考虑到把这个弊大于利的这样一个长假制度把它分解开，并不是减少假日的安排，而是在假日总量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把长假分拆了之后，把它匀给我们的一些传统节日。比如说清明、中秋、端午。这些传统节日蕴含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样就使得我们的节假日制度的安排更能体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这样四位一体的要求，也就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所以基于这些考虑，我们提出了分拆、分解长假，增加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同时也推行带薪休假这样的一个假日制度改革的方案。

为什么说“黄金周”制度是强制休假呢？实际上真正的法定假日就是三天：五一、十一和春节。但是它为什么要放到七天呢？它实际上并不是整个的七天都是法定假日，另外有四天是人们的双休日。它事实上是把人们本来分布在两周的双休日的时间，就是每周周六、周日休息两天，这叫公休日，双休日，它把这个时间给你强制性的集中到了一起。那就是你想休也得休，不想休也得休。

我本来是希望一周休息两天这样均匀的分布更好，可是你这样一调整，那我就必须得在一周之内休息七天，然后后面就要连续工作七天。我所说的是这种强制性的休假。这个就可能会违反相当一部分人的自由选择的这种意愿。因为你要这几天不休，你不休你也没事儿可干。等到你想休的时候，你又必须得上班了。这种假日安排通常是不太人性化的。

网易财经：那么怎么样才能让人们自愿享受假期呢？

蔡继明：这就是国际通行的一种假日制度安排，就是推行带薪休假。因为带薪休假既照顾到了人们需要有一定的长假期，以便安排长途旅行和远途的回家探亲，另一方面它又彼此都错开了选择的时间。避免举国上下亿万居民在同一个时段，同时出行，造成了各种负面的影响。比如交通堵塞，住宿难，吃饭难，景区的人满为患这些弊端就都可以消除了。在我国带薪休假制度刚刚推行两年，制度本身还不够完善，力度也还不够大，特别是相关的法律和监督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当务之急应该是全力推进带薪休假制度，而不是在怀念那个“黄金周”，把那个当做一个救命稻草来满足一部分人的长途旅行和探亲的需要。

网易财经：关于长假有一个观点，就是它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应该怎样理解这一观点呢？    蔡继明：对于企业来讲，长假并不是对所有的企业都有利。仅仅是在旅游企业当中，那些

经营长线旅游产品的企业，长假对他们才有利。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一般的旅游企业和其他的商业企业、制造业，长假都是极其不利的，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对整个社会和整个国家来看，个人放长假有很多好处，但是要是整个国家同时在一个时段上放长假，那可能是一场灾难，这是第二。

第三就是所谓的拉动经济的增长。不要产生“黄金周”的幻觉。所谓的“黄金周”拉动经济，就是统计数据显示的是在实行“黄金周”的那一周里面出行人数一点几亿人次，旅游收入几百亿，多的六百亿，甚至到上千亿。但是大家要知道那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段的一个统计数据，不能够把它作为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难道周周都是如此吗？五十二周，你每周都乘以一个六百亿的收入，那你全年的旅游收入肯定是大幅度增加。

问题是“黄金周”过后，门可罗雀，“黄金周”的时候门庭如市。那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冷热不均，淡季和旺季不均匀。我们不可能把“黄金周”的收入加以扩大乘以五十二倍。事实上人们旅游支出的增加，取决于他的收入的增加，如果收入不增加，那么他的旅游支出过多的扩大的话，那就意味着其他的消费支出在减少，对整个的国民经济恐怕还是背着抱着一边沉，不可能有明显的拉动作用。

应放开行政垄断行业

网易财经：您之前曾经有过观点叫“高干子弟不能经商”，现在这个现象严重吗？

蔡继明：现在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好象也没有什么严格的法律、政策、制度和纪律去限制高干子弟经商。我们看很多大型的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的企业，往往都是利润非常高，掌握的资源非常多，获得的贷款、投资项目也很多，往往背后都是有高干子女在那里担任企业的领导人。

政府掌握着大量的垄断的权利，掌握着公共资源。如果是一个高干的子弟从事某一个行业，领导某一个企业，他就很有可能利用父母的这种权力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因此目前在这个领域我觉得还是应该严格的禁止高干子弟经商。当然，其实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虽然他们国有的垄断地位已经大大的削弱了，政府掌握的资源也没有我们那么多。即使在这样的国家，对于官员的子女，恐怕要从事某一些领域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恐怕也是要加以限制的。尤其是和他的父母直接掌握资源的那种权力相联系的行业，就更应该加以禁止了。

网易财经：除了经商，现在有一些官员的子女进入公务员队伍，甚至有一些是量身订做的，对这种现象你怎么看？

蔡继明：这个我也同样认为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这就跟高干子弟经商是一样的。因为在商业领域，经济领域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至于在官场上，那就是更直接的了。因此高干子弟去报考公务员，或者是在进入官场，这个本身可能会比经商造成的那种不公平，对人们的心理的冲击和不满情绪的影响会更大。

网易财经：谈到公务员，除了刚才说的官二代之外，现在还有很多大学生都去报考公务员，甚至有几千人抢一个职位的现象。对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蔡继明：其实还不光是干部的子弟，大学生，甚至一些企业家的后代现在都在去争着报考公务员。这整个是一个社会价值的扭曲。过去说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现在实际上还是官本位。过多的资源，过多的社会精英为什么都纷纷的通过报考公务员这个渠道，涌向官场，涌向政府，就说明现在政府还是掌握着相当多的特权。公务员的收入也许并不是很高，但是他有很多隐性的收入，有很多福利。包括住房、医疗甚至很多公务员还可以在工作期间继续读书，可以去获取更高的学位。这些都造成了更多的年青人纷纷的转向这个领域，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现象。

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去？那就说明它的待遇过高，不是一个竞争性的，是一个高度垄断的这么一个岗位。政府赋予它很多特权。

根据我们GDP的发展的水平，有关资料显示，我记得好像是《中国青年报》曾经登过，按照公务员和GDP的比例，中国是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标准水平要超过多少倍，好像是超标二十倍。公务员的机构，这个队伍太庞大了，由此必然会造成国家行政开支占有财政支出越来越高的比重。也会拉大公务员和普通居民、公众之间的收入和福利的差距。

同样的道理，大量的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行业，工资高、福利高，风险小，岗位稳定。这样的企业当然又会吸引了更多人的削尖脑袋，打破头的往里挤。尤其是最近几年很多领域又出现了国进民退。改革开放初期、中期这一段时间，这三十年当中，人们更多的是看到了国有企业不景气，濒临破产，工资也低，奖金也少，人们往往优先选择的是私企和外企。但是这些年又发现了，出现了逆转，外企和私企还有一些民企往往受到了很多政策方面、意识形态方面，法律方面的歧视。他们的地位在下降，特别是最近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而国有企业的这种垄断地位在不断的加强，他们的待遇相对就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所以人们纷纷涌向国企，特别是垄断行业，这也是一种合理的行为。不合理的地方就是因为国家的垄断造成的。

网易财经：对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我们改进的方法是什么？

蔡继明：改变的方法如同前面也是再简单不过，国家要反垄断，首先要反自己，就是退出。国有企业、政府要退出现行的一些垄断行业。因为很多垄断行业本来是竞争性的，是由于政府设置了过高的门坎，把一个竞争性的行业变成了垄断行业。政府只要退出来，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很就会变成高度竞争的行业，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措施，而且肯定是立竿见影，行之有效的。

教育体制应适应市场需要

网易财经：现在有个观点，目前大学生就业比较难，原因就是扩招，这种观点虽然有些偏颇，但是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蔡继明：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就是大学不扩招，这些人也得就业，难道掌握了四年的知识之后，比没有四年的知识，比高中生就业还难吗？所以大学生就业难，肯定不是因为大学生多。因为这个群体即使不以大学生的身份就业，也要以高中生的身份就业。

其实就业难不仅仅是大学生，是整个国家的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个和大学扩招没有必然的联系。倒是跟结构有关系。大学生就业难就要思考一下我们的高等教育，并不是绝对数量上太多了，而是在结构上我们的高等教育没有适时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国际环境的变化，来适时的调整。

特别是我们过去的教育往往是把基础教育、普通教育和所谓的职业教育分开了；把一些职业学院，那些技术学院叫做职业教育，大学四年，就不存在就业问题，就没有职业教育。应该说职业教育是终身的，从小就要告诉孩子将来做什么；上大学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大学毕业以后，如果他不去读研究生，不去读博士，或者即使去读研究生，读硕士、读博士，他也得考虑到硕士、博士以后做什么。很少有人纯粹是为了学习而学习。

当然，也有一些家庭条件好的，他不愁就业，不愁未来的生计问题，就完全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也许他家里可以养活他一辈子。但是对绝大多数求学的学生来说，都要面临一个就业的问题。所以我们倒是应该好好的反思我们的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否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尤其是在整个教育结构当中恐怕还是应该大幅度的增加职业教育，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这样才能够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压力。

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

网易财经：有观点说，目前所谓的城乡收入差距是由我们的体制造成的，您的观点是什么？

蔡继明：我是赞成这种观点的，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不排除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城乡的生产力的差别，受教育的程度等等造成的。但是目前这种收入差距如果是高达3.3倍，按照官方的口径，以及按照民间学者的估计高达五倍到六倍。这样大的一个幅度，显然不单纯是由城乡居民的劳动能力的差别，或者是他们对这个实际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的差别造成的。这里面一个更大的因素就是二元制度造成的。

这种二元制度包括土地制度，城乡的土地没有做到同地同权同价。大量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耕地如果一旦被城市发展、城市化所需要，就会以非常廉价的转变成国有土地，而付给农民的补偿金是非常低的。这个土地一旦一转手变成了国有土地，到了开发商手里就增加了十倍、百倍的价值。这等于是在农民手里无偿的剥夺农民的收入。

网易财经：您刚才提到了土地问题，现在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就是户籍换土地，这个政策对农民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蔡继明：我觉得这个不能泛泛而论，有些户籍的含金量并不高，甚至有些地方虽然放开了户籍管理，甚至仍然有农民不愿意进城。那就说明这个户籍所包含的含金量，远不如他作为一个农村居民享受的各种权利所包含的利益。因此简单的用户籍换土地，在农民不是自愿的情况下就有可能造成对农民的再一次剥夺。我们应该相信农民的理性的选择，如果你那一个城市户口所包含的住房能够享受到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能够享受到医疗保障，能够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等等。他如果看到了这一个户口有这么多的含金量，那他就会比较，他在农村里面的那几亩地到底会值多少钱，他会主动的放弃。如果你非要要求他放弃了土地就可以得到一个城市居民的户口，他会主动的这样做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不能强迫他去做。

所以我们更多的不是看重户籍本身，而应该看到户籍背后所掩盖的，所代表的这种二元体制造成的城乡居民福利上的差别。如果看到这一点的话，其实户籍本身并不重要。

网易财经：但是在那些偏远的地区，他们的财产性收入，比如宅基地和农用地，他们的收益会非常低，对他们这块的人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蔡继明：你要想增加他的财产收入，得先增加他的财产，这些地方的农民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是土地，土地包括两个：一个是承包地，一个是宅基地。如果就目前来看，比如说一家的宅基地是八十平米，他不可能把它卖掉，就算是允许他卖的话，他也不可能在现有的这种情况下就把它卖掉，卖掉以后他就居无定所了。承包地呢？承包地全国平均一家一户不超过十亩地。这十亩地远没有达到农业土地规模经营所要求的最低限，它也没有多少价值。

所以要想增加农民的财产收入，就要增加农民的财产，增加农民的财产首先要确权颁证。你得让他有这种产权，明细的产权。这块地他拥有的承包权到底包含着哪些权利，能不能抵押，能不能流转，能不能出租，能不能入股。你得先确定他有明确的产权，他才能够把它市场化、资本化，从而靠着这些产权获得财产收入，这是一个。

第二得扩大他拥有的财产的数量。现在如果说一家一户只有十亩地的话，显然达不到土地规模经营所要求的最低标准。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现在众多的经济学家所强调的，一定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把大量过剩的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当然，最终应该让他们进入到城市。然后留下相对越来越少的农村人口，让他拥有给定的土地总量，每家每户拥有的土地的数量相对的就增加了。

只有当他的土地数量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才能够实现他的规模经营。同时，他还能够拿出一部分土地来进行产权的交易，能够给他带来相应的资产和财产的收入。

像现在这种土地制度下，这种土地的零散的经营，是谈不上有什么财产收入的。

网易财经：对增加农民收入您整体上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蔡继明：现在来看，包括新农村建设，恐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根本的途径就是要让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要转移出来。转移出来不仅仅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不仅仅是让他们进城打工，最终还是应该让他们在城市落户定居，让他们变成城市居民。这样他就可以切断和原来的土地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我说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的途径，这中间还要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

网易财经：怎么解决土地的问题？

蔡继明：土地问题应该说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关键性的环节。我个人曾经提出过新土改，有人叫“第二次土改”，有人叫“新土改”。我个人曾经提出过八条原则，其中包括根据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用地来划分土地的所有权的性质。公益性的可以实行国有或者是集体所有，非公益性的，就可以实行非国有，非集体所有，包括私人所有，尤其是宅基地。城乡的宅基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第二，就是要做到同地同权同价。这里面主要指的是城乡二元土地结构，土地制度应该尽快的打破。比如说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既然规定了是建设用地，那么在建设用地上，就应该允许他搞建设，包括盖房子；不仅可以允许他盖自己自住的房子，也应该允许他盖商品房，盖住宅。我们现在这种土地制度就没有做到同地同权同价。在国有的建设用地上，你可以盖各种各样的豪华的房子，商品房，而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如果你要建商品房出售，就叫做小产权房。这就是极端的不公平，不合理。

如果说不允许农民盖二层楼，为什么你政府一旦把这块地征走了，就可以盖二十层楼。这就是没有享受同等的权利。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农村集体用地的数量，四倍甚至五倍于城市已有的建成区的面积。所以我们经常喊土地的稀缺、不够，城市化建设要占用土地，那边还要保护耕地。其实你要把这些建设用地让它进入市场，这样一下子就缓解了城市化建设占用土地和保护耕地的矛盾。

第二，现在农民在自己的集体土地上建的所谓小产权房的面积，大概有六十多亿平方米，有人说是六十六亿。这相当于我们城市商品房建设，商品房的销售差不多是十倍。如果你把这些小产权房酌情地让它合法化，让它进入市场之后，那么城市房地产的价格肯定就会大幅度的下调。所以我们政府采取了那么多措施来遏制房地产价格，住房价格过快上涨，收效甚微。但是你这一项措施就可以使房价大幅度的下调。两项措施，加上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房价就会明显的出现下调。

提高居民收入须政府让利

网易财经：目前全国都在讨论要增加居民收入，其中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从财政拿出一部分给全国人民，对这种观点您怎么看？

蔡继明：这是不言而喻的。整个国民收入首先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包括政府的收入，另一部分切下来的就是居民。这个居民包括城乡居民，也包括企业等等，肯定是一分为二的。

你想一想，这个蛋糕肯定是政府拿走的多了，居民拿走的就少了。我们现在说居民收入，每年我们只不过就是百分之八、九的增长速度，可是我们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年是两位数，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长速度。这显然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因此我们向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中提出要合理的调整我们的收入分配关系，其中一个不合理的方面，就是政府拿走的过多，留给居民的太少。

你现在要扩大，像十七届五中全会所说的，要提高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那不言而喻。另一个方面，就必须要缩小政府财政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支出当中60%是用来解决居民的住房、医疗、就业、教育这几项民生的。当然，通过这样一个均等的支出，居民的收入差距就会缩小。

而我们国家在财政支出当中大概只有20%左右是用在这几项上的。而很多大量的财政支出，包括政府掌握的资源，他给公务员提供廉价的住房，包括经济适用房等等，他让政府的官员享受了更多的公费医疗。这实际上不仅没有缩小由于一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甚至在更大程度上扩大了这种收入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体制下，在官员政府的特权没有受到制约，没有受到制衡，没有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政府掌握越多的财政收入，居民的收入就会越少。收入差距不但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倒乐得看到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把更多的蛋糕留给市场，留给居民，留给他们去分。

有没有可能减少呢？我认为是有可能的。第一你只要政府压缩自己的行政开支，包括三公，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私用，压缩你的公务员的规模；而且把公务员的工资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而不是不断地去刺激提高它，这项行政开支就大大减少了。

第二，政府压缩自己的投资，把很多投资应该是转向民间，让民间去投。你政府就要退出这些行业，退出这些领域，让民间资本进入，政府的财政负担不就减少了吗？

第三把政府有限的财政资源不是去投在什么“铁公基”，去投在一些国有企业、垄断行业，去投在那些资本密集型的；而是投向民生、投向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样即使政府掌握较少的财政资源，也会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让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

所以政府缩减财政收入，不仅必要，而且也是有可能的。

（摘自网易专栏《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

只是悟到些什么。

一条或者两条线索，还可以的故事情节，再弄点装B的异域风情和必不可少的性描述……

好像脸皮厚些，谁都可以凑出一本小说来……

但感觉夏季占据了这整个时代，满眼看到的都是浮躁，静心修身者已是罕见。

这几天，越发是对某些事某些人看不惯。

虽说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但貌似堕落让它俩颠倒了位置。

细细算来，有1、2、3等等之事要处理，紧慢也心中有数，可压力大时总让人趋于逃避。

想来，再有一年就要毕业了，找工作的事就在眼前。

好友信任我，我却是暗笑自己魅力值不够，想必我看的上好工作，好工作看不上我。

她倒好，通过邮件送来鲜花，增加我的qq魅力值，弄得我好笑一场。

羡慕盖茨、马云、王石等脑子好用，貌似能看破生活中的玄机，尔后抓住脉门，成为时代骄子。

这么一想，又显我浮躁了……

明白了，怪不得我不是时代骄子，原来我和大家一样浮躁。

戒躁，确是有高境界的……

在现实面前，我们更容易妥协

妥协于升学，妥协于就业，妥协于房价，甚至妥协于社会……

“电脑是惠普的？”

“no,sony的，所以为了爱国天天蹂躏它。”

“那我的电脑要好好保养才行了。”

今日晚饭席间，大病未愈的两岁小侄兴起大喝了四口绍兴加饭酒，身体不适，引得老妈和老哥小闹一场。

“我没有不看好他。”

“没有怪你没看好他。只是说，没事多留心，出事莫慌张。”

今日，与高中同窗阿三、陶大相约，看望高中历史老师——老徐，中午又与老徐餐馆共餐。席间，不免八卦一番。“熟人甲如何？”

“有了钱，生活作风出了问题，妻离子傻工作丢。”

“熟人乙？”

“自身条件不好，但踏实肯干，从拉车送货，到现在公司准备上市了。”

“熟人丁呢？”

“也是作风不好，大好前途丢了。但总算有能力，又慢慢爬上来了。我们的嘴受环境制约，有些人的嘴却制约环境。”